800吨/日？建在地下？上海要建国内最大湿垃圾处理厂！
近日，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公示《普陀湿垃圾处理设施专项规划》，计划在普陀区新建一座日处理规模800吨的湿垃圾处理设施，且位于地下。公示称，这座垃圾处理设施将建于走马塘南、A20外环高速公路西的外环林带内，占地约62亩，规划设施所占绿地将由原百玛士市政设施用地调整为绿地来平衡，而主体设施建于地下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公示原文见附录)公示一经刊出，便不无意外地遭到公众质疑：臭气要来了?渗滤液要污染地下水了?房价要降了?建在近居民区太不合理了……“邻避效应”就像垃圾处理厂投建进程中头顶的阴云，挥之不去。
其实，看完公示的小编也不禁心生困惑，为什么湿垃圾要单独处置?为什么要投建这么大的湿垃圾处理设施并将其置于地下?这样做的性价比如何?如果非要做下去，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空间?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独家专访了清华大学教授刘建国以及苏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何晟。
湿垃圾处理缺口大 “补洞”迫在眉睫
先从垃圾分类来看，根据上海2014年正式施行的垃圾分类目录划分，上海的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类，其中湿垃圾是指“易腐性的菜叶、果壳、食物残渣等有机废弃物。”这一划分和我国其他城市较为普遍采用的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分类类别名称略有不同，上海生活垃圾分类中的“湿垃圾”与其他城市垃圾分类中的“厨余垃圾”基本接近。
近年来，上海湿垃圾分类成效明显，遗憾的是前端的分类，却因为后续的处理处置能力迟迟跟不上而成了“累赘”，湿垃圾缺口越滚越大，最终演变成了上海垃圾处理的一大“顽疾”。根据有关报道显示，2013年，上海市的湿垃圾产生量为441万吨，生活垃圾清运量735万，占比达60%，而据刘建国介绍，“上海目前的生活垃圾处理方法基本上以卫生填埋与焚烧发电并举，湿垃圾处理能力仅约占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10%。”
另外，来看一组数据。根据上海2016年统计年鉴数据，小编作了一个粗略计算。数据显示，上海市2015年垃圾产生总量为10755万吨，生活垃圾产生量为790万吨，简单平均到每日的垃圾产生量21643吨/日，粗略按照公开数据湿垃圾的占比为60%计算，上海每日的湿垃圾产生量大概为12986吨/日。而根据2016年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垃圾综合治理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规划，到2020年，上海力争湿垃圾处理能力达到7000吨/日。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完成，2020年的7000吨/日，对比2015年的12986吨/日，中间的缺口还是很大，可想而知，即便上海快马加鞭投建，也可能仅仅只能解决其湿垃圾处理的燃眉之急。
2016年，为补齐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建设短板，上海发布了《方案》，明确将实施湿垃圾处理利用设施专项规划，着力推进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方案》指出，2017年，建成闵行(一期)和浦东(一期)湿垃圾处理厂，启动老港基地、宝山、普陀、闵行(二期)、浦东(二期)、嘉定、青浦、松江、金山、奉贤、崇明等湿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前期工作。本次规划的普陀项目便位列其中。
单独处理还“晒不到太阳”上海湿垃圾处理道阻且长?
普陀项目虽然暂未披露更多的情况，却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湿垃圾大规模单独处理和建于地下。刘建国表示，800吨的湿垃圾处理厂全部建于地下，在全国属于首次。而“上海厨余垃圾处理其实历史比较久，但之前以中小型的、分散式的处理设施为主，几十吨、上百吨的都有，像这样大规模集中处理，还建在地下的，绝对算第一个”何晟补充道。然而，拿下“第一”这个头衔，上海市政府可能五味杂陈。
晒不到太阳，“地道战”或是无奈之举
日处理规模800吨的湿垃圾处理设施建于地下，不言而喻的一个结论便是建设运营成本肯定会大幅提高，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上海市政府下定决心打起了“地道战”呢?刘建国和何晟一致推断，占地多、选址难，“邻避”严重，这些老问题是将湿垃圾处理厂推向地下的主要原因。何晟详细解释道，“地下处理确实能增大土地利用率、缓解垃圾处理设施可能带来的环境不友好、臭气等问题，但更为关键的是，相对于垃圾焚烧这种长期被强烈‘邻避效应’困扰的处理方式而言，政府可能希望采取生化处理的方法绕道而行，‘曲线救国’”。而现实是，公众对湿垃圾的生化处理很可能也同样有抵触情绪。
其实，在传统的垃圾焚烧和填埋的方式之外，探索生化法解决垃圾危机这条“破局”之路，上海市政府早有布局。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普陀区曾经投资3.5亿投建过一个生活垃圾生化处理项目，后因“工艺技术不成熟，对混合生活垃圾的适应性、合理性、连续性及可靠性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同时“无法继续追加巨额投资”而宣告失败。时隔12年，上海市再次探索大规模垃圾生化处理方式的应用，而这次，进料从混杂的生活垃圾升级成了湿垃圾，处理设施从地上沉入了地下。何晟表示，从规划层面来看，上海市尝试将前端分类与终端处置进行匹配，实际上是值得推荐的尝试，只是这条路需要公众、管理者和垃圾分类涉及到各个元素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湿垃圾大规模单独处理，可能面临“尴尬局面”
刘建国对计划中每日7000吨规模的湿垃圾集中处置，表现得比较担忧。“上海这种人口密集、寸土寸金的特大型都市，垃圾处理必须‘简明扼要’，寻求最大限度的减量化与最为彻底的稳定化，焚烧发电基本上是不二选择。”
在刘建国看来，上海垃圾处理的技术路线仍应该以焚烧为主，湿垃圾处理应该定位为整体处理系统优化(源头减量，提高效率，降低污染)的重要环节和有益补充，而不是取而代之，“由于占地面积大、处理彻底性差、产物市场空间有限等问题，这么大规模的湿垃圾处理设施可能很难独立存在，遗留或衍生的问题仍然需要焚烧来解决。”刘建国坦言。
何晟则认为，无论是垃圾焚烧还是生化处理，都可能遭遇“邻避效应”，事实也确实如此，因此需要从性价比和技术工艺来判断这么做是否值得。“大规模的湿垃圾集中处置，对居民的垃圾分类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目前我国生化处理工艺的角度而言，也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问题”何晟表示，目前的湿垃圾生化处理的主要技术有好氧和厌氧两种，无论采用哪种工艺，最终产品的出路问题可能直接关系着这个项目的持续稳定运行。何晟解释称，例如采用好氧堆肥工艺， 800吨/天的项目每天可以产生约100吨的肥料，这些肥料的使用范围需要确定、同时肥料的运输也是需要面对的问题。为了提高肥料的品质，又将对前端居民的垃圾分类提出更高的要求，像重金属、盐类等杂物的混入，都将导致肥料不合格，影响其出路。
行文至此，这座埋于地下的800吨的湿垃圾垃圾处理厂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上海市政府解决垃圾围城的决心却清晰可见。而作为公众，在行使权力倒逼政府信息公开化、选址科学化、工艺更优化、建设管理规划化的同时，面对垃圾围城的现实情况，也需要自身有所作为，比如减少垃圾产生量，加强循环利用，坚持垃圾分类。
何晟表示，普陀项目的实施有它积极的意义。一方面，针对我国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与终端处置脱节问题，上海从规划层面做了很好的示范和尝试，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的焚烧、填埋处理方式以外的一条新道路，如果能打通垃圾分类、收运、处理、资源化以及项目性价比这整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对行业来说无疑有很大的参考作用。